（附：坎离互根汤）

自鼠疫之证流毒甚烈，医者对于此证未之前闻，即治疗此证未有专方，致国家一遇此证之发生，即设局防疫委之西医，而西医又毫无确实疗法，惟置之隔离所中听其自死，致患此证者百中难愈二三，良可慨也。不知此证发生之初，原是少阴伤寒中之热证类，至极点始酝酿成毒，互相传染。今欲知此证之原因及治法，须先明少阴伤寒之热证。

尝读《伤寒论》少阴篇，所载之证有寒有热，论者多谓寒水之气直中于少阴，则为寒证；自三阳传来，则为热证。执斯说也，何以阴病两三日即有用黄连阿胶汤及大承气汤者？盖寒气侵人之重者，若当时窜入阴为少阴伤寒之寒证。其寒气侵人之轻者，伏于三焦脂膜之中，不能使人即病，而阻塞气化之流通，暗生内热，后因肾脏虚损，则伏气所化之热即可乘虚而入肾。或肾中因虚生热，与伏气所化之热相招引，伏气为同气之求，亦易入肾，于斯虚热实热，相助为虐，互伤肾阴，致肾气不能上潮于心，多生烦躁（此少阴病有心中烦躁之理）。再者，心主脉，而属火，必得肾水之上济，然后阴阳互根，跳动常旺；今既肾水不上潮，则阴阳之气不相接续，失其互根之妙用，其脉之跳动多无力（此少阴病无论寒热其脉皆微细之理）。人身之精神与人身之气化原相凭依，今因阴阳之气不相接续，则精神失其凭依，遂不能振作而昏昏欲睡（此少阴病但欲寐之理）。且肾阴之气既不能上潮以濡润上焦，则上焦必干而发热，口舌无津，肺脏因干热而咳嗽，咽喉因干热而作痛，此皆少阴之兼证，均见于少阴篇者也。《内经》谓：“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”，此言伏气化热为病也。然其病未必入少阴也。《内经》又谓：“冬不藏精，春必病温”，此则多系伏气化热乘虚入少阴之病，因此病较伏气入他脏而为病者难于辨认，且不易治疗，故于冬伤于寒春必温病之外，特为明辨而重申之也。盖同是伏气发动，窜入少阴为病，而有未届春令先发于冬令者，则为少阴伤寒，即系少阴伤寒之热证，初得之即宜用凉药者也；其感春阳之萌动而后发，及发于夏，发于秋者，皆可为少阴温病，即温病之中有郁热，其脉象转微细无力者也。其病虽异而治法则同也。既明乎此，试再进而论鼠疫。

鼠疫之证初起，其心莫不烦躁也；其脉不但微细，恒至数兼迟（间有初得脉洪数者乃鼠疫之最轻者）；其精神颓败异常，闭目昏昏，不但欲睡，且甚厌人呼唤；其口舌不但发干，视其舌上，毫无舌苔，而舌皮干亮如镜；其人不但咳嗽咽痛，其肺燥之极，可至腐烂，呕吐血水（奉天人言辛亥年此证垂危时多呕吐血水）。由斯而论，鼠疫固少阴热证之至重者也。虽其成鼠疫之后，酿为毒菌，互相传染，变证歧出，有为结核性者，有为败血性者。而当其起点之初，大抵不外上之所述也。然此非愚之凭空拟议也，试举一案以征之。

民国十年，黑龙江哈尔滨一带鼠疫盛行，奉天防范甚严，未能传染入境。惟中国银行与江省银行之间互相交通，鼠疫之毒菌因之有所传染。其行中经理施兰孙者，浙江人，年三十余，发生肺炎性鼠疫，神识时明时愦，恒作谵语，四肢逆冷，心中发热，思食凉物，小便短赤，大便数日未行。其脉沉细而迟，心虽发热，而周身肌肤之热度无异常人，且闭目昏昏似睡，呼之眼微开，此诚《伤寒论》少阴篇所谓但欲寐之景象也。其舌上无苔，干亮如镜，喉中亦干甚，且微觉疼，时作干咳，此乃因燥生热，肾气不能上达，阴阳不相接续，故证象、脉象如此，其为鼠疫无疑也。此证若燥热至于极点，肺叶腐烂，咳吐血水，则不能治矣。犹幸未至其候，急用药调治，尚可挽回。其治之之法，当以润燥清热为主，又必须助其肾气，使之上达，与上焦之阳分相接续而成坎离相济之实用，则脉变洪大，始为吉兆。爰为疏方于下：

生石膏（三两捣细） 知母（八钱） 玄参（八钱） 生怀山药（六钱） 野台参（五钱） 甘草（三钱）

共煎汤三茶盅，分三次温饮下。

按：此方即拙著《衷中参西录》三期六卷白虎加人参汤以山药代粳米而又加玄参也。方中之义，用石膏以清外感之实热；用山药、知母、玄参以下滋肾阴、上润肺燥；用人参者，诚以热邪下陷于少阴，遏抑肾气不能上达，而人参补而兼升之力既能助肾气上达，更能助石膏以逐除下陷之热邪，使之上升外散也。且凡阴虚兼有实热者，恒但用白虎汤不能退热，而治以白虎加人参汤始能退热，是人参与石膏并用，原能立复真阴于邪热炽盛之时也。

将药三次服完，身热，脉起，舌上微润，精神亦明了，惟大便犹未通下，内蕴之热犹未尽清。俾即原方再服一剂，其大便遂通下，余热亦遂尽消矣。为此证无结核败血之现象，而有肺燥、舌干、喉疼之征，故可名之为肺炎性鼠疫也。

后又治一人，其病之状况大致皆与前证同，惟其脉之沉细及咽喉之干疼则较前尤甚，仍投以前方，俾用鲜白茅根煎汤，以之代水煎药，及将药煎成，又调入生鸡子黄同服。服后效验异常，因名其方为坎离互根汤。爰将其方详细录出，以备医界之采用。

〔坎离互根汤〕

生石膏（三两捣细）　知母（八钱）　玄参（八钱）　野台参（五钱）　生怀山药（五钱）　甘草（二钱）　鸡子黄（三枚）　鲜茅根（四两切碎）

先将茅根煎数沸，视茅根皆沉水底，取其汤以之代水，煎方中前六味，取汤三盅，分三次温服下。每服一次，调入生鸡子黄一枚。此方比前方多鸡子黄，而又以茅根汤煎药者，因鸡子黄生用善滋肾润肺，而茅根禀少阳最初之气，其性凉而上升，能发起脉象之沉细也。上方乃取《伤寒论》少阴篇黄连阿胶汤与太阳篇白虎加人参汤之义，而合为一方也。黄连阿胶汤原黄连、黄芩、芍药、阿胶、鸡子黄并用。为此时无真阿胶，故以玄参代之；为方中有石膏、知母，可以省去黄连、黄芩诸药。西人谓鸡子黄中含有副肾髓质之分泌素，故能大滋肾中真阴，实为黄连阿胶汤中之主药，而不以名汤者，以其宜生调入而不可煎汤也。是以单用此一味，而黄连阿胶汤之功用仍在。至于白虎加人参汤中去粳米，而以生山药代之，以山药之性既能和胃（原方用粳米亦取其和胃），又能助玄参、鸡子黄滋肾也。用白虎汤以解伏气之热，而更加人参者，取人参与石膏并用，最善生津止渴，以解寒温之燥热，而其补益之力，又能入于下焦，以助肾气之上达，俾其阴阳之气相接续，其脉之微细者可变为洪大，而邪可外透矣。继又服之，脉之洪大者渐臻于和平，而病即痊愈矣。

咳嗽者，加川贝母三钱。咽喉疼者，加射干三钱。呕吐血水者，加三七细末二钱，犀角、羚羊角细末各一钱，三味和匀，分三次送服，无力者但用三七亦可。其大便不实者，宜斟酌缓服。若大便滑泻者，非下焦有寒，实因小便不利，宜服拙拟滋阴清燥汤（方载三期五卷，系生怀山药、滑石各一两，生杭芍药五钱，甘草三钱），滑泻止后，再服前方，又宜将方中石膏减作二两，生山药倍作一两，缓缓与服。其脉象间有不微细迟缓，而近于洪数者，此乃鼠疫之最轻者，治以此方，一服当即速愈。总之，此证燥热愈甚，则脉愈迟弱，身转不热。若服药后脉起身热，则病机已向愈矣。愚初治此证时，曾但用白虎加人参汤，以生山药代粳米，治愈后，拟得此方，奏效尤捷。

或疑寒温之证皆不传染，鼠疫既为少阴寒温证之剧者所成，何以独易传染？不知其传染之毒菌，皆生于病终不愈，甚至脏腑溃败，或因阴阳之气久不接续，血脉之流通可至闭塞，因闭塞而成腐败，此皆足以酿毒以相传染也，少阴寒温之未变鼠疫者，其剧不至此，所以不传染也。至此证之因传染而成者，其毒愈酝酿而愈甚，即病不甚剧而亦可传他人。所以此病偶有见端，即宜严为防范也。

按：此证之传变，又分数种。后观哈尔滨斯年报告之病状，实甚复杂，今录其原文于下，以备参考。

民国十年春，哈尔滨防疫医官赵含章君报告文。斯年鼠疫之病状：染后三日至七日为潜伏期。先有头痛、眩晕、食欲不振、倦怠、呕吐等前驱证。或有不发前驱证者。继则恶寒、战栗，忽发大热，达三十九度至四十度以上，或稽留，或渐次降下，淋巴管发生肿胀。在发热前或发热之一二日内，概发肿块一个，有时一侧同发两个，如左股腺与左腋窝腺而并发是也。该

肿块或化脓，或消散，殊不一定。大部沉嗜眠睡（此即少阴证之但欲寐之理），夜间每发谵语。初期多泄泻二三次。尿含蛋白（此伤肾之征）。病后一二日，肝脾常见肥大。轻证三四日体温下降可愈。重证二日至七日多心脏麻痹（其脉象细微同于少阴病脉可知）。此证可分腺肿性、败血性、肺炎性百斯笃（即鼠疫）三种。腺肿百斯笃最占多数，一处或各处之淋巴管并其周围组织俱发炎证。其鼠蹊腺及大腿上三角部之淋巴腺尤易罹之。腋窝腺及头部腺次之。又间侵后头腺、肘前后腺、耳前后腺、膝腘腺等。其败血性百斯笃，发大如小豆之斑，疼痛颇甚，且即变为脓疱，或更进而变坏疽性溃疡，又有诱起淋巴腺炎者。肺炎性百斯笃之证，剧烈殊甚，一如加答尔性肺炎或格鲁布肺炎，咯出之痰中含有百斯笃菌，乃最猛恶者也。

按：上段述鼠疫之情状，可为详悉尽致，而竟未言及治法，想西医对于此证并无确实之治法也。且其谓轻证三四日体温下降可愈；至其重证，体温不下降，岂不可用药使之下降？至言重证垂危，恒至心脏麻痹，推其麻痹之由，即愚所谓肾气不上达于心，其阴阳之气不相接续，心脏遂跳动无力，致脉象沉迟细弱也。此证若当其大热之初，急投以坎离互根汤，既能退热，又能升达肾气，其心脏得肾气之助，不至麻痹，即不难转危为安也。又其谓大部沉嗜眠睡，与愚所经历者之状似昏睡，皆有少阴病但欲寐之现象，亦足征愚谓此证系伏气化热入肾变成者，原非无稽之谈也。特是愚前用之方，因在奉天未见传染之毒，所以治法不备。后阅《山西医志》，载有厦门回春院院长吴君锡璜《鼠疫消弭及疗法》一篇，其用药注重解毒，实能匡愚所不逮，爰详录之于下，以备治斯证者之采取。

〔吴锡璜君登志原文〕

疫菌既染，危险万状。大略分为腺鼠疫、肺鼠疫二种。其为证也，先犯心脏，使心力衰弱，凡脉搏如丝，即为疫毒侵犯心脏惟一之确据。其次体温速升，头痛眩晕，或作呕吐，渐渐意识朦胧，陷于昏睡谵语，状态痴呆，行步蹒跚，眼结膜强度充血，舌带白色，如石灰撒上，或污紫如熟李，颈腺、腋窝、大腿上近阴处起肿胀疼痛，剧烈者三日即死。其神气清者，可多迁延数日。寻常用方，有效有不效。兹将历试有效者，详细录出，以公诸医界。

〔王孟英治结核法〕

初起用王孟英治结核方合神犀丹多服累效。方用金银花二两，蒲公英二两，皂刺钱半，粉甘草一钱。呕者，去甘草，加鲜竹茹一两，若无鲜竹茹，可以净青黛三钱代之。大便秘、热重者，加大黄三钱，水煎合神犀丹服。如仍不止，用藏红花二钱煎汤，送服真熊胆二分，即止。此方用蒲公英、金银花、皂刺合神犀丹，不但解毒，兼能解血热、散血滞，实为治鼠疫结核之圣药。若白泡疔，本方去皂刺，加白菊花一两。兼黑痘，用神犀丹、紫金锭间服。

达樵云：病者发头疼，四肢倦怠，骨节禁锢，或长红点，或发丹疹，或呕或泻，舌干喉痛，间有猝然神昏、痰涌窍闭者，此系秽毒内闭，毒气攻心，宜用芳香辟秽、解毒护心之品，辟秽驱毒饮主之。

西牛黄（八分研冲） 人中黄（三钱） 九节菖蒲（五分） 靛叶（钱半） 忍冬蕊（五钱，鲜者蒸露亦可） 野郁金（一钱）

水煎服。如见结核，或发斑，或生疔，加藏红花八分，桃仁三钱，熊胆四分（送服）。大渴引饮，汗多，加犀角、金汁。神昏谵语，宜用至宝丹或安宫牛黄丸，开水和服，先开内窍。此证初起，不可即下，审其口燥，神昏，热炽，有下证者，先辟秽解毒，然后议下，每获效。下法用大黄煮汤，泡紫雪丹五分良。忌早用大苦大寒，以致冰闭。若脉道阻滞，形容惨淡，神气模糊，恶核痛甚者，宜用解毒活血汤。

连翘（三钱）　柴胡（二钱）　葛根（二钱）　生地（五钱）　赤芍（三钱）　红花（五钱）　桃仁（八钱）　川朴（一钱后下）　当归（钱半）　甘草（二钱）　苏木（二两）

轻证初起，每三点钟服一次。危证初起，两点钟服一次，或合数剂熬膏，连连服之。或热，或渴，或出汗，或吐血，加生石膏一两，芦根汁一杯，和药膏服，并多服羚羊角及犀角所磨之汁。孕妇加桑寄生一两，黄芩一两，略减桃仁、红花。

热甚口燥无津，脉象洪数，唇焦大渴者，用清瘟败毒饮。项肿者，俗名虾蟆瘟，用普济消毒饮（二方俱见《温热经纬》），多服必效。吐红涎者，鲜芦根取汁和服。便秘者，加大黄三钱。

按：上所论者，开端虽分肺鼠疫、腺鼠疫，至后则浑论鼠疫，实未明言何者为肺鼠疫，何者为腺鼠疫。至西人则谓肺百斯笃，由鼻腔肺胃肠中而吸收其毒于血中，其证状因种类而殊，多有陡然恶寒，继则发热，一二日间或头痛，或有剧烈之脑证，发狂而死者；有状似昏睡，而起呕吐，腹痛雷鸣，或大便泄泻，或便秘，或便血者。腺百斯笃，首侵股腺，鼠蹊发肿痛，或先犯腋下腺而后及其他，该肿腺邻近之皮肤潮红灼热，终则呈败血证状而死。无论何地，苟发生此种病，当尽力防其传染。观此论，言肺鼠疫毒侵脏腑，由口鼻传入。而腺鼠疫只言其毒侵入之腺，而未言其侵入之路，以愚断之，亦由口鼻随呼吸之气传入。盖人身之腺，为卫气通行之道路，卫气固与肺气相贯通者也。其人若先有伏气之邪在内，则同气相招，疫毒即深入脏腑。其人若无伏气之邪，疫毒由口鼻传入，即随卫气流转，侵入腺中，发生毒核。其果发生毒核也，固宜用吴君所言消核逐秽解毒诸方。其非结核而毒气内陷也，欲清热兼托毒外出，仍宜用拙拟之坎离互根汤。盖如西人之所谓状似昏睡，赵君之所谓心脏麻痹，吴君之所谓热甚口渴无津者，皆与愚所论少阴证变鼠疫之状况相似也。为其心肾不相济，上焦燥热，肺先受伤，而治斯病者遂名之为肺鼠疫也。若其人肺鼠疫与腺鼠疫并见者，则愚与吴君之方又当并用，或相其所缓急而或先或后接续用之亦可。

由少阴寒温以变鼠疫，是实愚之创见。而近阅中古方书，似早寓有此说。《千金方》曰：恶核病者，肉中忽有核，累大如李核，小如豆粒，皮肉瘆痛，壮热[疒/森]索，恶寒是也。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。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，似缓无毒。恶核病猝然而起，有毒，若不治，入腹烦闷杀人。皆由冬受温风，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。观此论所谓恶核，似即系鼠疫之恶核。观其所谓冬受温风，至春夏又感寒而发，又似愚所谓伏气化热下陷少阴，由寒温而变鼠疫也。盖伏气化热之后，恒有因薄受外感而后发者。由斯知鼠疫之证，自唐时已有，特无鼠疫之名耳。

又鼠疫之名，非起自西人也。德州李保初《药言随笔》曰：滇黔两粤，向有时疫痒子证，患者十中难愈二三，甚至举家传染。俗名耗子（为鼠能耗物是以俗呼为耗子）病，以其鼠先感受，如见有毙鼠，人触其臭气则病，室中或不见鼠时，证必流行。所感病象，无论男女壮弱，一经发热，即生痒子，或在腋下，或现两胯、两腮，或痛而不见其形。迟则三五日，速则一昼夜即毙。辛丑夏邑，适有患此证者，诊之，其脉轻则细数，重则伏涩，遂悟时证之由，其所以鼠先感受者，非有奇异之毒，实感天地之气偏耳。以鼠穴居之性，昼伏夜动，借地气以生存，如地气不达，阴气失职，鼠失其养，即不能居，是以他徙，不徙则毙。人居天地气交之中，必二气均调，脏腑始顺适无病。设或二气有偏，其偏之极，更至于孤独，人处其间即大为所累。是以天地之气通则为泰，塞则为否，泰则万物生，否则万物枯，此自然之理也。今即物性以证人病，则知二气何者偏胜，何者偏虚，补偏救弊，必能奏效。

观《药言随笔》之所云云，知滇黔两粤早有鼠疫之病，亦早知其病起点于鼠，故名为耗子病。其所谓生痒子者，或在腋下，或现两胯两腮，即结核也。且其谓地气不达，阴气失职，则鼠病。又谓二气偏之极，则人即不堪。又谓天地之气通则为泰，而万物生，塞则为否，而万物枯，诸多名论，皆可与愚所谓少阴寒温病，因明阳之气不相接续，致变鼠疫之理相发明也。盖彼所论者，天地之气化；愚所论者，人身之气化，究之人身之气化实随天地之气化为转移。当此地气不达，阴气失职之时，人身下焦之气化亦必不能上达，此时有病少阴寒温者，其为鼠疫之起点固易易也。至《药言》谓鼠因穴居，故先受病，是又谓由鼠起点也。总之自鼠起点，或自人起点，原无二理。其起点之后，愈传愈广，亦愈传愈毒，则一也。《药言随笔》一书，诚于医学多所发明，惟其流传不广，医界多未见耳。

又尝考鼠疫之毒菌为杆形，两端实而中空。凡铁杆之含有电气者，必一端为阳电，一端为阴电。今观鼠疫毒菌之状，其两端实者，一端为阳，一端为阴可知；其中空者阴阳之气不相接续可知。病因如此，毒菌之现状亦如此，是气化之实际，亦可以迹象求也。由斯知阴阳之气相合，即为生旺之气；阴阳之气离，即为腐败之气。为其身有腐败之气，故内则气化否塞，致心脏麻痹，肺脏溃烂，外则血脉凝滞，而或为结核，或为败血性也。是以治此证者，仍当以燮和阴阳为保身立命之基，使身中气化生旺，自能逐毒气外出，而又佐以清火、消毒、逐秽之品，鼠疫虽至险，亦可随手奏效也。

愚初作此鼠疫论时，犹未见此《药言随笔》也，故论成之后，犹游移未遽以示人。后见此书，继又见汉皋友人冉雪峰《鼠疫问题解决》，谓水不济火则为阳燥，火不蒸水则又为阴燥，火衰不交于水固为阴燥，水凝自不与火交亦为阴燥。鼠疫之病，阴凝成燥，燥甚化毒之为病也。又谓：他证以脉洪数为热进，微弱为热退，此证则以微弱为热进，洪数为热退，皆与愚所论少阴证可变鼠疫，其病情脉状莫不吻合。因知拙论原不背谬，乃敢登于志报，以公诸医界。至冉君所著之书，详悉精微，无理不彻，无法不备，洵可为治鼠疫者之金科玉律，而拙论中未采用其方者，正以全书之方皆宜遵用，非仅可采用其一二也。欲研究鼠疫之治法者，取冉君之书与拙论参观可也。

又香山友人刘蔚楚，治鼠疫结核之剧者，曾重用麝香六分，作十余次，用解毒活血清火之药煮汤，连连送下而愈。冉君治鼠疫方中，亦有用所煮汤药送服麝香，以通络透毒者，又可补吴君方中所未备也。

又栾州友人朱钵文告愚曰：余有善消鼠疫结核之方，用川大黄五钱，甘草五钱，生牡蛎六钱（捣碎），瓜蒌仁四十粒（捣碎），连翘三钱。煎汤服之，其核必消。按：此方大黄五钱似近猛烈，而与甘草等分并用，其猛烈之性已化为缓和矣，所以能稳善建功也。

绍兴名医何廉臣先生，愚之同庚友也，所编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，最推重广东罗氏芝园，谓其经验弘富，细心揣摹，剖察病情如老吏断狱，罗列治法如名将谈兵，以活血去瘀之方，划清鼠疫主治界限，允推卓识，爰为节述其因、证、方、药，俾后学有所取法。

一探原因

城市污秽必多，郁而成沴，其毒先见。乡村污秽较少，郁而成沴，其毒次及。故热毒重蒸，鼠先受之，人随感之，由毛孔气管入达于血管，所以血壅不行也。血已不行，渐红渐肿，微痛微热，结核如瘰疬，多见于颈胁腌膀大腿之间，亦见于手足头面腹背，尔时体虽不安，犹可支持，病尚浅也。由浅而深，愈肿愈大，邪气与正气相搏，而热作矣。热作而见为头痛身痹，热甚而见为大汗作渴，则病已重矣。

二辨证候

鼠疫初起，有先恶寒者，有不恶寒者，既热之后即不恶寒，有先核而后热者，有先热而后核者，有热核同见者，有见核不见热者，有见热不见核者，有汗有不汗者，有渴有不渴者，皆无不头痛、身痛、四肢酸痹，其兼见者疔疮、斑、疹、衄、嗽、咯、吐，甚则烦躁、懊憹、昏谵、癫狂、痞满、腹痛、便结旁流、舌焦起刺、鼻黑如煤、目瞑耳聋、骨痿足肿、舌唇裂裂、脉厥体厥，种种恶证，几难悉数，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。然其间亦有轻重。核小、色白、不发热，为轻证。核小而红、头微痛、身微热、体微酸，为稍重证。单核红肿、大热、大渴、头痛、身痛、四肢酸痹，为重证。或陡见热渴痛痹四证，或初恶寒旋见四证，未见结核，及舌黑起刺，循衣摸床，手足摆舞，脉厥体厥，与疫证盛时，忽手足抽搐，不省人事，面身红赤，不见结核，感毒最盛，坏人至速，皆至危证。

三论治法方药

古方如普济消毒饮、银翘败毒散，近方如银翘散、代赈普济散等，虽皆能清热解毒，而无活血去瘀之药，用之多不效。惟王清任活血解毒汤，桃仁八钱（去皮尖，打），红花五钱，当归钱半，川朴一钱，柴胡一钱，连翘三钱，赤芍三钱，生地五钱，葛根一钱，生甘草一钱。方以桃仁为君，而辅以当归，去瘀而通壅；连、芍为臣，而兼以地，清热而解毒；朴、甘为佐使，疏气而和药，气行则血通；柴、葛以解肌退热而拒邪，邪除则病愈。惟其对证用药，故能投无不效。盖此证热毒本也，瘀血标也，而标实与本同重。故标本未甚者，原方可愈。标本已甚者，传表宜加白虎；传里宜加承气；毒甚宜加羚、犀。如连进后，汗出热清，可减除柴、葛；毒下瘀少，可减轻桃、红；其他当随证加减。轻证照原方一服。稍重证，日夜二服，加金银花、竹叶各二钱；如口渴微汗，加石膏五钱，知母三钱；重证、危证、至危证，于初起恶寒，照原方服，柴胡、葛根各加一钱；若见大热，初加金银花、竹叶各三钱，西藏红花一钱，危证钱半，或加紫草三钱，苏木三钱；疔疮，加紫花地丁三钱，洋菊叶汁一杯冲；小便不利，加车前子三钱；痰多加川贝母三钱，生莱菔汁两杯冲；若痰壅神昏，又非前药可治，当加鲜石菖蒲汁一瓢冲，鲜竹沥两瓢冲，或礞石滚痰丸三钱包煎；若见癫狂，双剂合服，加重白虎，并竹叶心、羚角、犀角、西藏红花各三钱；血从上逆，见衄咯等证，加犀角、丹皮各三钱，鲜茅根、鲜芦根各四两；见斑加石膏一两，知母五钱，元参二钱，犀角二钱；见疹加金银花、牛蒡子各三钱，竹叶、大青叶、丹皮各二钱。老弱幼小，急进只用单剂，日夜惟二服，加石膏，大黄减半。所加各药，小儿皆宜减半。五六岁，一剂同煎，分二次服。重危之证，一剂作一服。幼小不能服药，用针刺结核三四刺，以如意油调经验涂核散（山慈菇三钱，真青黛一钱，生黄柏钱半，浙贝钱半，赤小豆二钱，共研细末），日夜频涂十余次可愈。妇女同治。惟孕妇加黄芩、桑寄生各三钱以安胎。初起即宜急服，热甚尤宜急进，热久胎必坠。若疑桃仁、红花坠胎，可改用紫草、紫背天葵各三钱。惟宜下者除芒硝。以上诸法，俱从屡次试验得来。证以强壮者为多，故于人属强壮，毒盛热旺，家资有余者，每于重危之证，必加羚角、犀角、西藏红花，取其见效较捷耳。无如人情多俭，富者闻而退缩，贫者更可知矣。兹为推广，分别热盛毒盛两途，随证加药，亦足以治病。如初系热盛之证，加石膏、知母、淡竹叶或螺靥菜（或名雷公根）、龙胆草、白茅根之类，便可清热。如兼有毒盛之证，加金银花、牛蒡子、人中黄之类，便可以解毒。若热毒入心包，羚角、犀角、藏红花虽属紧要，然加生竹叶心、生灯心、黄芩、栀子、麦冬心、莲子心、元参心之类，便可除心包之热毒。若热毒入里，加大黄、朴硝、枳壳以泻之，便可去肠胃之热毒，如此则贫者亦所费无几矣。

平潭友人李健颐，当世名医，深得家学渊源，著有《鼠疫新篇》一书，蒙赠一册。论鼠疫之病，谓系有一种黑蚁传染于鼠，再传于人。其中所载之医案治法，莫不精良，而遇此证之热甚者，恒放胆重用生石膏，有一剂而用至八两者，有治愈一证而用至二斤强者，可为有胆有识。爰录其治愈之案一则，以为治斯病者之标准。平潭观音井蔡瑞春，年五十八岁，初起恶寒，旋即发热，热甚口渴，手足痹疼，胯下赘生一核，热痛非常，胸胀呕血，目赤神昏，脉数苔黄。因其先触睹死鼠，毛窍大开，毒气传入血管，潜伏体内，复因外感春阳之气而为引线，是以胃热则呕逆，肺伤则喷血，热深内窜肺络，肺与心近，影响阻碍，心不守舍，故昏迷谵语。此证涉危笃，急宜清胃、泻肺、攻毒、解热重剂急进，庶能挽救。方拟用加减解毒活血汤加石膏、芦根。

荆芥穗（三钱） 连翘（三钱） 金银花（五钱） 浙贝母（三钱） 生地黄（五钱） 赤芍药（三钱） 桃仁（五钱） 川红花（三钱） 紫草（三钱） 生石膏（二两捣细） 鲜芦根（一两） 雄黄精（一钱） 冰片（五分）

将前十一味煎汤两盅，分两次温服。后二味共研细末，分两次用汤药送服。将药连服二剂，呕平血止，热退胸舒。将原方减雄黄，加锦纹大黄五钱，以泻胃中余毒，服两剂，诸恙悉解。